逻辑学以严谨自居，其基本承诺“前提真则结论必真”构成了理性大厦的基石。然而，正是这一承诺，暴露了它一个深藏不露却根本性的缺陷：逻辑学只专注于推理链条内部的有效性，却系统性地放弃了对推理得以启动的前提框架本身的审查。任何逻辑操作，都预先、必须且不加检验地假设自身处于某个特定的解释范围与环境之内。这种对自身前提框架的无条件默认，构成了逻辑学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盲视。

　　逻辑学自视为识别谬误与诡辩的终极准绳，但这恰恰要求一个未经审查的预设：逻辑学自身是完全正确的。它审判一切推理，唯独不对自身的审判资格进行审判。这种自我豁免，使其批判功能建立在流沙之上。

　　让我们用逻辑学自身的语言，揭示其无法摆脱的诡辩本质。在此，“诡辩”无需主观恶意，可被客观定义为：一个因其形式有效而获得说服力，但其结论的成立却隐性依赖于未加申明且可能存疑的预设条件，从而在实践中产生误导的论证。

　　这种诡辩性，直接源于其结构性盲视。考虑如下严格有效的三段论：

　　集合A中的所有元素都具有性质s。

　　元素m属于集合A。

　　因此，m具有性质s。

　　推理过程无懈可击。然而，“集合A”本身作为一个概念，其成立依赖于一个未被言明的前提框架(如特定的论域、时间范围、概念定义)。逻辑学既不审查也不申明这个框架，而是直接将其结论“m具有性质s”作为一种确定性输出，仿佛此结论不受任何框架约束。当这一结论被放置于另一个框架(例如，发现m也属于另一个预设“集合B中的所有元素都具有性质f”的集合B)中时，矛盾便可能显现(m同时具有s与f，而s与f可能冲突)。但逻辑系统在处理第一个框架时，对第二个框架的存在是彻底盲视的。

　　其运作机制决定了：在框架【A, s】内，它只能也必然输出“m有性质s”;在框架【B, f】内，它只能也必然输出“m有性质f”。系统自身无法自动呈现或调和这两个在各自框架内“有效”的结论在元层面上的潜在冲突。这种“局部有效而全局可能失效”的特性，是系统设计的直接结果，也是诡辩的生成流水线。

　　为应对此类质疑，逻辑学通常诉诸“有效性”与“可靠性”的区分：它声称自己只保证前者(推理形式)，而将前提的真实性(即框架的选择)归于经验科学或直觉。但这辩护自身陷入了深刻的自我指涉困境：

　　逻辑学宣称其核心规则(如肯定前件律)具有普遍适用性。这一宣称本身是一个全称、无条件的断言。然而，根据它自己提出的原则，任何断言的有效性都依赖于一个具体的解释框架。那么，“逻辑规则普遍有效”这一断言，其所依赖的、使其成立的解释框架是什么?该框架能否在逻辑系统内部得到审查和证实?

　　答案是否定的。任何试图论证逻辑规则普遍性的努力，都必然预先使用这些规则，从而陷入循环论证或无限后退。因此，逻辑规则的终极基础，并非由其自身系统所证明，而是一种未经论证的预设或基于实用效用的约定。

　　由此，逻辑学在实践中构建了一种巧妙的“责任豁免”体系：当具体推导导致错误结论时，它可以归咎于“前提不真”或“框架误用”，将责任转移给使用者或其它学科;然而，对于其自身元规则何以成立的终极辩护，却被悬置在系统之外，免于被审查。这使得逻辑学在扮演“真理仲裁者”这一角色时，其自身的权威基石恰恰是它拒绝交付仲裁的。

　　因此，诡辩并非源于对逻辑学规则的偶然“滥用”，而恰恰是严格遵循其形式有效性规则所导致的必然产物。当逻辑学将在一个局部、封闭框架内有效的结论，当作普遍、无条件的真理输出时，“诡辩”已然发生。这不是使用者的失误，而是逻辑学系统固有的、结构性的缺陷。

　　必须明确区分：被我们称为“逻辑”的，是思维与世界关系中呈现的秩序与连贯性，它是一种现象。而逻辑学，是对此现象进行形式化、系统化建模的学科。前者的存在不以后者为前提，后者的局限也不构成对前者的否定。逻辑学的“诡辩必然性”，正是其作为一种人为建构的、静态的形式系统，在试图捕捉和规范鲜活的“逻辑”现象时，无法克服的维度缺失与自我指涉困境。

　　认识到逻辑学这一内在的诡辩本质，意味着我们必须彻底放弃将其视为“理性神殿”或“真理化身”的幻觉。它的价值仅在于作为一种在明确限定框架内有用的技术工具，且其每次应用都伴随着因“结构性盲视”而导致的系统性误导风险。对此风险的审查责任，无法由逻辑学自身承担，而必须由运用它的实践者，通过引入并尊重逻辑学之外的认知方式(如经验、直觉、辩证批判以及对框架本身的持续反思)来弥补。